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谁的故事

在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因纪念历史人物而闻名的便是端午节。不过，学界通说在这里与大众文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端午最具标识性的粽子和龙舟其实均早于屈原出现；端午的源头远在夏代，更是比屈原生活的年代早了千年。

顾炳鑫《屈原像》

江寒汀笔下的端午

崔护、程宗元《龙舟夺标图》局部

赵之谦《五瑞图》，故宫博物院藏

齐白石笔下的端午

端午虽然不因屈原而出现，但的确因屈原而闻名。汩罗江畔，高冠切云，长剑陆离，一首《离骚》诵声锵然……略微想一想这一幅诗人画卷，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若无屈原，单单一抹粽叶，几只龙舟，纵然香气怡人锣鼓喧天，只怕也承载不了一个厚重的端午文化。

站在21世纪的渡口回望历史，屈原与端午似乎天然无法割舍；只是屈原与端午的相遇，要比人们想象中曲折得多，也深沉得多。

未见屈原：从《夏小正》到恶月恶日

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

将时间回溯至中华文明的起点，能发现端午文化的渊源有两端：一端是精英阶层的礼，一端是普罗大众的俗。

礼指的是夏朝就已成型的夏至礼，其形制可以从后世的文献中管窥。据《夏小正》载，夏代已确定两至，所谓时有养日 时有养夜，养为 长，养日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夏至礼：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

通过《后汉书》可知，在汉代，夏至前后需要用 朱索 五色印作为装饰，其原因在于这一天 阴气萌作，恐物不懋。所谓 夏至一阴生，北半球自夏至开始昼渐短、夜渐长，在阴阳家眼中这是阴进而阳退的体现，故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扶阳抑阴。夏商周三代朝廷均非常重视这个 阴气萌动的日子，而汉代兼用了三代传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习俗，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汉人虽然取夏至之意，但活动却转移到了五月五日。

为什么是五月五日？这就要提到端午文化的另一个民俗渊源： 恶月恶日。恶月恶日指五月五日，早在《夏小正》中有这一日需 蓄兰沐浴、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说明恶月恶日早在夏代就已滥觞。不过恶月恶日真正的影响在于其如魔咒般的习俗。五月是毒虫疫病横行的月份， 暖气始盛，虫蠹并兴，在医疗水平及公共卫生尚不发达的时代，此时出生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存活，同时更会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危险。孙思邈《千金要方》载凡妇人因暑月产乳，取凉太多，得风冷，腹中积聚，百疾竞起，迄至于死，百方疗不能瘥，王充《论衡》言： 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在中医观念中，妇人在产褥期极怕着凉，往往 浓铺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这样的状态一旦遇到炎炎烈日，其痛苦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恐惧演变成集体意识最终固化成习俗，就不足为奇了。

文化中的扶阳抑阴与生活中的驱邪禳灾相结合，自然将人们的视线转向药，《夏小正》中便已出现了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传统。而这一天采的药也果然有奇效，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琐碎录》言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于是五月伊始又成了采药、配药的良日。汉代夏至与五月五日逐渐融合，至西晋端午一词首次出现于西晋周处《风土记》时， 端午=夏至+五月五日这一端午等式已基本成型。

这种印记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强烈，很多地方志往往把端午习俗置于 夏至这一条目来记录，如明代《绍兴府志》载夏至……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这一融合过程恰能与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合一呼应。

也因此，褪去龙舟的热闹、粽子的香糯，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而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场姗姗来迟的意外。

既见屈原：诗人节背后的端午再构建

在今人的重构过程中，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强化，祛病除灾的说法被淡化，这一倾向过滤至大众视野，自然形成了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的印象

朝鲜半岛、日本自古使用中国农历，在这一历法体系中，也不由得他们不重视夏至与五月五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因而谱写出端午的另外两种可能：江陵端午祭和 男孩节。恰如屈原这个中国式的意外，缔造了中国今天的端午。

在没有屈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端午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那在中国，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又是什么样的呢？

《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中虽然提到了龙舟和粽子，但并未提及屈原；直到南朝，屈原才与端午牵上线。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言: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续齐谐记》本是志怪小说集，正史对屈原逝世日期语焉不详，从屈原绝命词《怀沙》的内容直指孟夏时节来看，屈原可能逝世于二月至四月，但不可能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水。 端午为纪念屈原而设的论断，自然难逃古代史家的法眼。

考虑到文献记载与历史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屈原与端午的 邂逅很可能发生于六朝时期。不过这一邂逅并不唯一，在不同地区，端午还有纪念勾践、曹娥、介子推、伍子胥的传说——于是中国端午的问题其实不是为纪念谁而设，而是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屈原作为端午的纪念对象。

然而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伪命题。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屈原的道德品格、气质才华的确更容易得到古代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但这个前提是中国古代端午确实以纪念屈原为中心。但事实上却是，端午习俗直到明清时期依然以祛病除灾为主，借各类药物驱除瘟疫的期冀，要远远大于纪念屈原的诉求。《续齐谐记》中楚人投水以祭之的故事纵然为真，也只是屈原与端午之间一场很偶然的 邂逅，而屈原与端午真正结缘的历史，不过百年。

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家依俗将 屈原殉国日设立为 诗人节加以纪念，并在第二年于重庆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节虽名为诗人，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节日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再构建，屈原与端午之间的联系已经在大众视视野中生根发芽。1953年屈原被列为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同年《文艺报》在社论《屈原和我们》中更将屈原的形象推向高峰：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而来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感动着我国人民。在艺术上，他也影响了我国文学两千多年。

随着屈原地位愈加崇高，借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便愈顺理成章。2008年，四大传统节日终于从民间走入官方视野，成为四个国家法定假日；2009年，中国端午节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节日习俗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沉淀、变化与再构建的动态过程。于是，近代文人崇敬的爱国诗人屈原，与古代士大夫仰慕的那个忠君谏臣屈原成为一体两面；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端午节在经历了屈原殉国日与诗人节后，为千年前的那个端午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涵。在今人的重构过程中，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强化，祛病除灾的说法则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而被淡化，这一倾向过滤至大众视野，自然形成了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的印象，而《续齐谐记》中的惊鸿一瞥，也便成了今人眼中的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