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它只是一条围巾了。不是围巾变得廉价,是送围巾的人不再重要了。我的身体又疼起来,不想再争吵。“算了,没什么。”我转身离开。走到宿舍门前时,身后又传来许春红柔柔弱弱的声音。“秉文哥,林禾同志是不是生气了?”周秉文随口安慰道:“没有,她性子直,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太了解从前的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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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的心里也不再只有我一个。第二天,我没有去许春红的宿舍。一早,我便进了化验室,将三年来的水质观测日志和辐射数据一本本整理归档。这是我留给基地的最后一点东西。桌角那罐黄桃罐头,我一口没动。临近中午,化验室的门被推开。周秉文夹着一身风沙走进来,看见我坐在实验台前写字,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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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认定我只是因为名额的事闹脾气,等气消了,自然会给他写信。周秉文看了眼腕上的上海牌手表,起身替我掖好被角。“明早六点,车队从基地大门口出发。”他走到门边,又回头看我。“阿禾,明早一定要来送我。我想走之前,再看你一眼。”门轻轻合上,他的脚步声很快被风沙吞没。屋里重新陷入死寂。我撑着桌沿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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