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为了巩固当朝的统治,使民心所向,统治者往往会选择一种最适合于政治的思想。在西汉初期,开始着一项重要的转变,这项转变在历史的长河中统治了中国近2000多年,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叔孙通凭借儒家礼仪让其亮相,使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后,儒学便开始了复苏的萌芽,至武帝之后,它便是统治者所选择的唯一的正统思想。
作为春秋时代最先进的地域思想,儒家思想一直是统治者的首选。然为了更好的统治一国,秦始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焚书坑儒”,致使秦后的三百年,儒家学派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这并没有让儒家子弟放弃。随着刘邦宫廷礼仪的开始,让儒家学派看到了希望,到汉武帝启用董仲舒并“独尊儒术”时,儒学俨然成为了正统思想。那为什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政治格局的文化选择呢?
天下分封诸侯,代代相传,对中央集权有很大的影响。当年西周分封诸侯,导致周王朝王室衰落,诸侯割据,混乱不已,而秦朝国运短促是由于不分封缘故。故在汉高祖五年,封异姓王7人,同姓王9人。
西汉王朝初期,各地方的统治是由“郡”、“国”代理的。刘邦平定天下以后,担心异性诸侯王强大掣肘朝廷,便将其铲除。高祖分封刘氏子弟,以区域划分,各自为政的政策是属于时代的一个错误,从巩固刘氏江山来看,确实有暂时的收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祸根深重。
1、诸侯国问题,引发“七国之乱”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会以逆京师。”
秦朝末年,由于长期战乱,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惨状,加之国力的弱势,致使全国上下及其需要恢复元气。西汉初期,秦朝的灭亡让统治者从中吸取教训,采取萧何的建议,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而后的“七国之乱”,就发生在黄老政治期间。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在原则上,刘姓宗亲封王,不是刘姓宗亲的功臣封侯。封侯不封侯的没什么,你没有自己的政府、军队,想反也没有条件。但是封王的不一样,便与群臣定下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在其死后不久,各封国就有些不受中央的控制了。日益强大的各诸侯国,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刘恒称帝后,汉朝已是内忧外患。对内,他实行“推恩令”,对外,实行“和亲政策”。
汉文帝忍辱负重了,可是汉景帝不愿意。面对四分五裂的国家,他痛心疾首。于是,他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藩”,把各封国土地面积减少,权利减小,至使各诸侯王心生不满。吴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东王等各路刘氏宗亲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而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如果七国胜利,那国之形式必定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吞并,战争不休。七国的失败,使得西汉王朝顺利的通过瓶颈,统一形式更加坚固, 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究其根本原因,“七国之乱”的根源就是各封国的势力与皇权的冲突。这说明,政权不统一,国家要想统一很难。
2、土地兼并问题,出现两极分化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西汉出期,刘邦封刘氏子孙为王,至汉文帝时期,刘姓王就已经有20多个了,他们所占的土地加起来是西汉土地的大半,像齐、楚、吴等国所占领的土地最多。刘邦以为,都是刘氏子孙,是一家人,所以就很可靠。可是,他没有想到,在权利的诱惑下,人的野心是会逐渐膨大的。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可见权利欲望的滋长,“跨周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治京师”。
西汉早期奉行的是黄老政治,同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可是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缓慢。在文景时期,施行晁错的建议,改行“贵粟”政策,才使国家的存粮逐渐增多,经济实力得以加强。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承认土地私有,可自由买卖,在加上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是到了人口逐渐繁多,耕地逐渐减少时,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下,贵族和富农大量的兼并土地。在土地问题上,黄老政治的最大缺点是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导致两级分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重而去……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当西汉王朝在中国本土完成统一时,匈奴部落也在漠北完成统一。匈奴汗国的崛起,对于西汉来说,是边境问题的最大隐患。聚居于北方的匈奴一直觊觎南方的富庶,他们称自己是夏王朝的后裔,所以觉得都应该有他们的一份,并以此为借口,向汉朝发动侵略。刘邦对于这种侵略无法忍受,便借着统一大汉王朝的余威,率领大军和匈奴打架去了,最后还打败了,被围白登山,几乎被俘,据说后来是走“枕边风”的路线,才突围逃出。
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汉,无力再与匈奴相抗,便采取了娄敬的建议——和亲,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刘邦远嫁的公主是谁,不清楚,但嫁妆却是足够丰富。自此后,和亲政策便成为中国对付野蛮民族的重大法宝。
文景时期,采取的都是和亲政策。文帝时,匈奴右贤王常率兵侵掠边塞,俘虏汉边境人民,因汉朝国力微弱,不能与之抗衡,就照例嫁公主,送宝物。到了景帝时,依旧如此。甚至七国之乱期间,匈奴还想趁机与各路反叛的诸侯王玩里应外合的游戏,可惜,景帝胜了。可是,和亲的政策依旧持续着。
靠一个女人取得和平,这在当时是屈辱的。在黄老政治的统治下,和亲政策虽然换来了大汗边境表面的安宁,使得汉匈之间没有大的冲突。但是,这让一个强大的王朝如何面对万千百姓?如何去说他以足够强大呢?
儒、道、法、墨四家思想,是大黄金时代四种重要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西汉初期,诸子百家之思想最大的变化是逐渐走向融合。学子们的思想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是以某家为基础,在兼容其他学家的言说,大有融合百家的态势。
如贾谊,原本是儒派,可其文章《过秦论》却将秦祚短促归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他的论著《新书》也被司马迁视为儒家学派,可他又“颇通诸家之书”,同时在《鸟赋》等作品中散播道家言论。如晁错,他本身倾向于法家,但他又“受《尚书》伏生所”,曾和当时的儒学大师伏生学习儒家经典。
这些活跃于汉初的思想家,均将如何构筑政治学说为己任,都想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付诸于当时的政治统治中。可当时汉初的状况是匈奴侵扰边境,国力微弱,人口稀少,财力不足。唯有黄老思想“无为而治”适合于当时的国情,与民休息。所以,在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黄老思想。
刘盈继位后,“萧规曹随”把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用到了汉复杂的政治上。文景时期,把道家思想中的仁爱慈善、勤俭节约、墨守成规用到了治国之中。可是,“主流思想”兼容并包,各家思想甚是活跃,这不利于君主专制。
汉武帝继位后,国库丰盈,国力雄厚;社会政治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集权的程度加深,皇帝的专制权力提高。这些政治因素,加上汉武帝本就是一位勇猛的进取者,故而“进取有为”逐渐代替“无为而治”的政策。
儒家思想取代黄老思想,已是大势所趋。在诸子百家中,儒学思想最有利于专制统治。虽然儒家讲求“仁政”,但是其也最讲规矩。他恪守君臣之道,讲尊卑,分等级,重秩序,其在捍卫皇权与皇威时,大有益处,且利于统一思想。
探究史籍,抚膺而叹。黄老思想被替代,首先是因为黄老本身就不是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政治派别或团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儒家是最讲规矩的一种学说,君君、臣臣,一点都乱不得。汉武帝要实现大一统,其政治与思想必须统一。与其说,是汉武帝选择了儒学,倒不如说,是时代所趋。所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格局的必然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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