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时间是什么时候？ 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当共进会代表提出由孙武担任领袖时，刘复基就很策略地回答：“惟军事指调，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如孙武有所计划，当在可能范围内，竭诚接受”，但强调“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他的一席话，既体现了合作的基本原则，又言辞得体，便于共进会代表接受。最后，经过长达三四个月的反复协商，双方基本上按照刘复基提出的方案形成决议，双方暂时取消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义，总称“湖北革命军”，由蒋翊武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邓玉麟等人为军事筹备员，以刘复基的住处文学社机关部为革命军总指挥部。如果说文学社时期，刘复基在社长蒋翊武身边主要起着“诸葛亮”的作用，那么湖北革命军成立后，由于蒋翊武已随军赴防湖南岳阳，蒋的总指挥职务就完全由刘复基代理了。

9月24日，刘复基与孙武在雄楚楼10号召开两团体骨干联合会议。大家根据刘复基所拟草案进行讨论，首先正式通过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和军政府领导人名单，然后通过由刘复基精心制定的起义军事计划。该计划不仅明确了各标营的进攻路线和任务，而且规定了起义的信号和集会地点。“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联席会议结束后，刘复基与原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

难能可贵的是，在筹划武昌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文学社社员继续敬重刘复基，即使共进会一方也是如此。例如，当两团体的合作还没最后定局时，共进会员熊秉坤与另一会员雷振邦发生矛盾，影响工程营内部的团结和发展。根据熊秉坤自己的回忆，是刘复基从湖北革命全局出发，会同杨玉如及时前往调解，“自此以后，熊始放胆领导”（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以致有后来工程营打响首义第一枪之举。还有，9月24日那天联席会议刚结束，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竟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据共进会的李春萱回忆，该队同志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孙武等人急得束手无策。“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他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刘复基沉着应对，寥寥数语就化解了孙武等人的疑难。由于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就按照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处理。一场孟浪事故及时被解决了。

10月9日清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刘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以及黄兴关于九月初（10月底）十一省同时起义的指示精神。不过，刘复基又强调“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的电嘱行事。当天下午，传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制弹失事和宝善里机关遭到破坏的消息。经过刘复基等人再三催促，蒋翊武就以总指挥的名义，下达当晚12点起义的命令，派人分头传达。

关于蒋翊武接受刘复基等人定于当晚起义的具体过程，至今说法不一。其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来自李西屏，他说，当蒋翊武迟迟不愿下起义命令时，刘复基十分恼火，拔出手枪威胁蒋，指责蒋怕死，彭楚藩摸着翊武的头说：汉口的机关都被破坏 ，你的脑袋还能久留吗？蒋翊武在激将之下，才下达起义命令（李西屏（翊东）：《武昌首义纪事》）。这样的说法值得推敲。刘复基与蒋翊武多年携手革命，交谊颇深，如果说是刘复基以枪相逼，还说是彭楚藩摸蒋翊武的头作弄他，于情于理都很难说过去，而且李西屏并不在场，所述不足为据。

不过，是按黄兴规定的时间再组织起义，还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立即宣布起义，蒋翊武当时再三犹豫，复基则再三催促，且言辞颇带激情，翊武才决定起义，倒是可信的。据总指挥部的交通员刘心田回忆，在汉口失事消息传来之前，复基与翊武二人就曾为起义时间发生争论。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商议，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汉口失事消息传来后，蒋翊武急得“当场泪下”，刘复基则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在此情况下，蒋翊武才签署起义命令（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二十四小时》）。

当晚10点左右，党人潘公复来到总指挥部，复基与之座谈刻许，然后对潘说：“我料此处万分危险，今晚会将发生意外，你无须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炮声再出外行动不迟。”潘说：“我辈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复基说：“不然，孙武重伤，邓玉麟往各营，均属危险之事，前途难测。我辈当此环境，固不可畏避，但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潘公复后来回忆说，是刘复基“语时态度严肃，并推潘下楼，潘始离去”（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让他感铭终生。运筹帷幄的刘复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切实关心同志的安全，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崇高品质和宽阔胸怀。

还不到12点，传来紧急敲门声，原来总指挥部已被军警包围。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一同被捕。由于蒋翊武还留着长辫，衣着像乡村学究，趁军警不备，就逃走了（《辛亥革命先著记》）。起义命令没有及时送到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当晚的起义就没有发动起来。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和彭楚藩、杨宏胜3人在审堂上视死如归，供认革命不讳。刘复基见先晚起义未发，辄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啊！”（《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他把年轻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近代民主革命事业，终年27岁。当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城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起义，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