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历史上很多东西都是被断章取义了的，但我们绝对不能说断章取义之人是没有“文化”的，或者有其他的用心。在更多的时候，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比方说，“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现在看来就被断章取义的很好。

“国恒”句出自出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后汉恒帝纪·第九条，原文：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在这一段的基础上还有前后段，但为节约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忽略了。它的大致意思基本是这样的：到了汉末的时候，士大夫们想要有出头之日，只能通过去边疆打仗捞取政治资本，其他的出路基本被朝廷的腐朽给堵死了。那些人在边疆捞到了资本，有了兵权，回来就慢慢坐大，时间一久就成了像袁绍、曹操、孙权、刘备这种军阀。所以，汉朝军力强盛，但国家却灭亡了，而这在历朝历代似乎是没有过的。

这段话说得很在理，但要把它与我们忽略的那两段放在一起就有些让人不“舒服”了。王夫之在那两段里大意是说，在，汉朝中后期时，无论匈奴还是羌人，实际上都已经衰落了，最多也就是零散的劫掠边境，不构成对汉朝的严重威胁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让他觉得是舍本逐末，并和很多人一起感到深深的悲哀。

原文：（不喜欢可以跳过去）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北虏、西羌斩馘至百万级，穷山搜谷，殄灭几无遗种，疆莫尚矣。乃以习于战而人有愤盈之志，不数十年，矢石交集于中原，其几先动于此乎……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

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王夫之的终极意思是：汉朝末年穷兵黩武，搞得民不聊生，至使三国兵息后，出现了五胡乱华之举。

说实话，王夫之的这段话至少是我很不爱听，你打着他，他都喘息了，“乱华”了，不打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这也让我为断章取义之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不爱听、没道理，所以应该被“断取”。

“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就这样被断章取义者用来炫耀汉代的武力，大概意思是因为汉代才有了大汉民族，并称汉帝国之国力强大、对外扩张、持久的强盛统一为独一无二，至今都是中国的骄傲与荣光。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被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打仗不好，心里想着不打仗就能有和平，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温和派”，也就是王夫之那一派；另一派则认为，打仗是有必要的，不打仗是不行的，和平是打出来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强势派”，也就是断章取义的那一派。

虽然，我们到现在也真正说不清谁对谁错，但我们却知道，这两派一直争议不断，甚至斗争不断。很难说清谁占了上风，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具体事件具体对待的问题，不可能也做不到一概而论的。

但是，对于王夫之这种“温和派”的一些说法，至少是我看来或多或少是有些问题的。还是在他的《读通鉴论》中，有一段是“论”东汉班超和西域的。原文如下：

班超之于西域，戏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盖此诸国者，地狭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余也。万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实不能逾中国一亭长。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势；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挠乱其喙息，以诧奇功，超不复有人之心，而今古称之，不益动妄人以为妄乎？发穴而攻蝼蛄，入沼而捕鳅鯈，曰：“智之奇勇之神也。一有识者笑之久矣。（《读通鉴论·卷七·和帝》）

译文是这样的：史书记载的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就如同儿戏一样。班超率领三十六人横行西域诸国，对于他们的君主，想杀就杀、想擒就擒，古往今来从没有能像班超这样的奇智神勇的人。大概西域的这些国家，地盘小、兵力弱，君主愚蠢，百姓又不团结，不必有才智勇力控制他们就绰绰有余。远在万里之外，实力孱弱的少数民族，他们即使称王，其实力也超不过中原地区一位亭长。他们即使反叛朝廷，也不足以增加匈奴的势力；他们即使臣服朝廷，也不足以树立中国的威力。像班超这样欺侮弱小凌辱寡少，挠乱这里的人民和动物，以此骗取奇功，班超也不再有人的良心，而古往今来人们还都盛赞他的所作所为，这不是更加鼓动的狂妄的人更加狂妄吗？掘人家坟墓而攻蛄骨，进入小水坑捉几条泥鳅的行为，也说是有“奇智神勇。”有识之士看到此会觉得可笑的。

先辈或者古人的文字不太好评价，但却能引发一片叹息声，而这种叹息让人难免不会有不吐不快之感：西域的一些小部落如中原地区的一位亭长这话不假，但把历史说成“儿戏”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夫之。西域的那些小部落即使反叛朝廷，也不足以增加匈奴的势力；即使臣服朝廷，也不足以树立中国的威力？让人在“有识者笑之久矣”中更想直呼——书生误国！

今天，我们有些学者说，王夫之那段“国恒以弱灭，唯汉独以强亡”的话，实际上是说给他当时生活的明朝的，他说的“汉”实际更多是反映“明”。意思是王夫之想让明汲取汉的教训，别成天打打杀杀的了。当时，明朝面临的情况是，内部有造反的李自成、张献忠，外国是建立清朝的女真。明朝应该和女真议和，进而全力对付李自成与张献忠，等消灭了李自成与张献忠，再将矛头对准女真。

说实话，这不过是一个梦，在这个梦里，王夫之的终极意思是：政治不需要太强硬，明朝从建国以来，从不接受敢公然与明朝抗礼的平等基础上的和平协议。所以，他有着让明朝议和的意思。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拿笔杆子的遇到了拿枪杆子的，谁和你议呀？不这是一厢情愿罢了。

还是王夫之老前辈，还是在《读通鉴论》里，他说：“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既然讲“理”，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理”，那么，就不是靠一个人的一句话或者一段文章能说清的。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与很智慧的，他们说：“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独以强亡”被剔除背景是正确的。无论到了任何时候，不管是人、部落或者政权、国家、民族都是需要骨气的，而这骨气更多需要的是自身的能力，而不是谁能评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