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企业文化理念: 廉洁文化的历史考察

廉洁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中国银行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廉洁文化建设，以此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提高银行的社会美誉度和客户忠诚度。本文通过发掘利用民国时期中行档案，追根溯源，从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入手，探寻当年中国银行建设廉洁文化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探究百年中行成功的奥秘，从而坚定对百年中行的文化自信。

一、从理念层面看中行廉洁文化

在思想理念方面，中国银行许多认识独树一帜，引领社会潮流，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一）倡导先国后行、先公后私的利益观。

与普通企业"在商言商"的经营理念不同，1930年代，中国银行就将"高、洁、坚"作为约束员工的三大道德纪律，成为了每一位员工的座右铭。"一曰行员在行服务，不仅以保护股东、存户、持券人利益为满足，必须进而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二曰职位不拘高低，必须人人操守廉洁，摒除恶习，更须公而忘私；三曰任事不能仅以但求无过为尽职，必须不避艰险，不畏强御，战胜难关。"（《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393页）

194０年代《中行员工座右铭》中强调，"慎用资金，提高信誉""严行稽核，便利社会""严正持己，和宽待人""先国后行，勤勉努力"。在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做到先国家后集体，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了冲突的时候，应该做到先公后私，甚至是公而忘私。

（二）重视对员工道德品质、职业操守的塑造。

目光短视的企业家，把员工看做自己谋取利润的工具。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理想的中国银行行员：一、健全的智识。旧的钱庄智识，新的洋行头脑，人人能看中外银行经济书籍与报章； 二、道德的观念。人人知道，不营私，不舞弊，不投机，不嫖不赌，有公德心； 三、强健的体格。人人能运动，面色光辉，身强体壮，能吃苦。 四、互助的精神。不分彼此，共同增加效率，节省人力。" 选自《如何使我行成为"最进步最稳固之银行——在渝行演讲》（《中行生活》第二十九期，1934年8月1日）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秘书戴志骞认为："中国自革命以后，新思潮澎湃而来，礼教大防，因之溃决。一般青年，往往误解自由平等，非独师道之不讲，即父兄悔训之言，亦目之为顽固腐败。此种不良风气，纠正无方，社会普遍受影响，遂致纪律荡然，紊乱日甚。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断无不守纪律之社会，而能长治久安者。""银行顾念各家长之委托，以及本行人才之需要，训练责任，自属义无可辞。"（选自《本行对练习生的期望》，《中行生活》第六期，1932年10月15日）

时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陈光甫则向员工积极灌输银行精神理念。如要求员工确立"大公无私之精神"、"热烈服务之精神"、"同事间要协力共事，重大我，轻小我"等。他常说，"本行所惧者为三种人：一种为害群之马，不知节俭，甘心堕落，结果身名俱败，且累及同人，面上无光。一种为无意识之马，应办之事，随意搁置，不知振作，以上海银行为过渡。一种为死马，完全被动而不能主动，令彼何时到行，何时下班，派办何事，均能照办，然无一发展之新思想，于通力合作，增进效能之意义，未尝明了。" （刘平：《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

（三）提出用商业道德改良社会风气

作为一家爱国爱民、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中国银行致力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以商业道德、职业操守来影响社会，纠正和改良社会上不良的腐败的道德。他们的很多理念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

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说："今天我敢信我们大家均抱有救国的奢望，我们的金钱，并不是我们的武器；吾们的商业道德，才是我们的武器。先决条件，就要应该努力纠正自己，凡是不正当或不合商业道德的事，我们不去做。只要发现国家政治上或财政上，有不合理的事情，能够纠正的，就要竭力纠正；即使不能纠正，也不要帮助他、阿附他。

同时行员本身须严加训练，一个个都变成有道德、有人格的人。银行替人保管财物，既受人信用，他的感化的能力，或者比枪刀，比法律制裁，比教育大得多。"《银行界的责任应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在重庆一园公宴演讲》（《中行生活》第二十九期，1934年8月1日）

中行西安分行经理束士方说："处于这个时代，国家的存亡系于每个人的奋斗；民族的兴衰，系于每个人的努力，我们不可不有彻底的觉悟，不可不立刻振作起来，下最大的决心，一扫从前不良的习惯，一变过去不良的风气。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担负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任何人都不能诿卸。

今后要培养人才，首须转移过去颓废的风气，矫正不良习惯，切实做到公、诚、勤、敏四字。当不难从上至下，焕然一新。再则我们要守法，尤贵乎能执法。"（选自《转移风气与培养人才》，见西安分行行刊《雍言》1943年第5期。）

二、从制度层面看中行廉洁文化

制度是银行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办事效率，有效控制风险，增加经营效益的一系列规则、办法和程序，它为廉洁文化从理念层面向执行层面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建设，廉洁文化就只是空中楼阁。

（一）银行各项规章制度较为完备。

在中国银行早期，就十分重视业务处理和办事手续的规范化，为廉洁文化的培育奠定了制度基础。当时对存、放、汇、各项业务及人事、文书、会计、出纳、仓库等工作，都制定了各种统一制度，规定了相应的操作程序和手续，明确提出哪些该办，哪些不该办，应该怎样做，哪些先做，哪些后做，要注意哪些问题，要防止哪些事故，都写得十分具体。通过制度使行为成习惯，习惯成传统。

科学的人事制度建设又是中国银行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经过多年修订完善，在1928年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之后，中国银行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人事制度，总称《行员服务待遇规程》，于1929年4月公布执行。具体包括：《行员俸薪津贴规则》、《行员服务规则》、《练习生服务规则》、《行员年金规则》、《行员储金规则》、《行员恤养规则》、《行员请假规则》和《行员旅费规则》。这些规则体现了重视人才、重视教育、按业绩合理付酬并稳定员工生活以及严格管理、赏罚分明的企业文化，形成了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制度体系。

与此同时，总管理处实行总稽核制度，业务品德兼优的稽核人员对营业机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书面稽核和实地稽核，稽核部门对违反制度的人和事，有就地处理权力，包括对支行经理的罢黜。当时戏谑稽核是钦差大臣，持有上方宝剑。

（二）制度设计抓住要害可操作性强。

制度的要义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切实管用，避免徒有形式成为具文。从抗战时期西安分行制定的一些行内规章，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规章制度的精要和魅力。

印章管理是银行业务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授权管理的具体体现。从四十年代的中行档案中发现，当年在员工预留的银行印鉴卡背面，都印有《甲乙级职员签章效用说明》。内容如下："一、支票汇票承兑信用证付款及划帐之各种本票委托书单据（信汇委托书不在此列），收入现金贵重文件货物及保证之收据其他流通证券及票据，应由两人签印，其一须为甲级职员。二、平常函件及收据票根，信用证及汇票之证实书，信汇委托书、存款托收或收账之支票、汇票及其他文件之背书，应由甲级职员一人单签或乙级职员两人会签。"这一说明充分体现了分级授权、相互制约的管理理念。

雍村是西安分行职工宿舍区的简称。《雍村宿舍公约》使员工遵守社会公德的要求更具操作性，并且通过日常生活中公德意识的培养，提升员工的廉洁自律意识。该公约规定："各宿舍内绝对禁止赌博；各宿舍仆役均有固定工作，不得指使办理各家私事；各住宅墙壁门窗及借用公家家俱均应加意爱护不得污损；公共卫生应共同维持，各住宅均应注意清洁，垃圾污水均倾于指定地点，不得随意抛泼，并不得饲养家禽家畜；公共秩序应相互保持，各户相互毗连，每晚十时以后尤应宁静，不得喧哗高唱扰人清睡；院内花木应相互爱护并切实告诫儿童不可攀折践踏。"

（三）严肃审核规章制度的科学有效性。

中国银行在西北地区创办的雍兴公司，就十分重视制定规章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该公司章则审核委员会组织简章规定："本会承总协理之命，拟订或审核总公司及各厂各种组织章程、办事细则及其他一切重要章则。""各项章则由专门委员会拟订或审核完成，并经多数委员同意后（征求同意方式用传阅签注或开会讨论均可），再由本会送请总协理核定。""各项重要章则有关涉法律或特别问题者，得向著名法律或各项专家征求意见，以期完善。"（陕西省档案馆编：《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史料选编》）

银行采用经济手段规避员工道德风险。比如在抗战时期中行规定，员工必须将个人定期存款存入所在的上一级机构，活期存款存入所在服务机构。而存款利率也高于行外客户。此举一则培养员工爱行如家的文化，二来防范员工道德风险。另外，银行给员工发薪时，按月扣储2.5%，另由银行陪储2.5%，凑成5%作个人的专户储蓄，积累到年老退休一次发给。退休高级职员可得数万元，最低的可得一万多元。但如犯规开除，则此款不给。这笔钱，对从业人员是一笔极丰富可靠的财产，连同儿孙的生活也有了着落，可就是不能贪污，否则打破饭碗，钱就拿不到手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实业家束云章》）

按照人事制度，从练习生到中级行员至少要历练十几年到二十几年，一旦违纪被银行开除，不仅名誉扫地，面临失业危险，而且还得吐赃坐牢，连累保人。升到中级行员后，经手责任较重，因而年功加俸加得也多。检查制度和会计制度很周密，高级职员间相互制约也严格。

这些有效的制度约束，使银行职员有所恋而不欲为，有所畏而不敢为，有所制而不得为。

三、从行为层面看中行廉洁文化

制度的价值在于落实，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落实，便是一纸空文，不但不如没有制度，而且会产生"破窗效应"，损害制度文化的严肃性。当年中国银行就努力通过制度的执行培育廉洁文化。

（一）严格绩效考核，突出正向激励

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时期中国银行在西北独资创办的企业集团。该公司《职员考绩规则》规定： 考绩标准分工作质量、工作效能、品学修养、特殊成绩四个方面，考绩分平时考绩与年终考绩两种。平时考绩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年终考绩于年度终了进行。考绩之奖励为：书面嘉奖、记功、记大功、加薪、升职；惩戒措施为：书面申戒、记过、记大过、减薪、解职。而平时考绩以书面嘉奖、申戒、或记功、记过为限，但有特殊劳绩者亦得加薪或升职，有成绩过劣者亦得减薪或解职，均由各室列举实事呈请总经理、协理核定。凡年平均总分在九十分以上者晋级、加薪，八十分以上者晋级，七十分以上者加薪，七十分以下者不加薪，六十分以上者告诫。凡有一次不及六十分者记过一次，接连二年者开除。

西安分行对员工既有月度考核，也有年度考核。从档案中我们发现一份《拟具考语改定薪津员生姓名清单》，对8位拟加薪员工都有工作评语。如对兰州支行营业员李缙的评语为："该员于归庄任内成绩卓著，事变前后，应付行务，尤为得宜，保全行款实多。近复远行来兰，帮筹陇处，具见辛劳。该员进行已二十余年，薪俸原本甚微。兹留陇处，除办理营业外，并襄办全行事宜。为奖励过去勋劳及今后倚重起见，并参酌当地生活程度，拟将待遇改写如上：原支薪津90元，拟改薪津150元；拟给特别临时津贴30元。"

在《陇辖各处三十年年终员工考成拟请改定及加给本俸清单》中，兰州支行对11位拟加薪的员工分别做出年终考核评语：某出纳"办事明晰耐劳不厌"；某会计"事繁人少能有条不紊"；某复核"办事迎刃而解毫无积压"；某专办文书"字迹清爽文理通顺办事敏捷"；某主管员"对外应付圆满，服务精神不懈"；某会计"职责綦烦而能胜任愉快"；某出纳"库存整齐克尽厥职"；某出纳"办事明晰耐劳不厌"……。

（二）各级管理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中行人历来以民族利益为大义，坚持高尚的节操，鄙弃那些为个人私利蝇营狗苟之徒，真正做到了像林则徐所说的那样：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1911年底，历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先生筹措了50万两官银资助中华民国开国仪式。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先生顶住日本军队的威逼，拒不借款；杭州分行经理金润泉先生拒绝日本人的利诱，拒不出任伪浙江省省长；上海分行两名员工因拒收日本人发行的伪币而惨遭杀害；西安分行经理束士方兼任雍兴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西北运输处总经理。他风尘仆仆往来奔波于重庆和西北各地，为金融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终生笃行"金融实业报国"而功成不居。当年中国银行不仅经营银行业务，还独资或合资创办了许多服务国计民生的实业，但是中行指派到这些企业兼职的员工只领取中行发的一份薪酬。解放初，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副经理陈洪先生将家藏数百件珍贵文物无偿献给国家。伦敦分行刘本堃先生将他的全部积蓄汇给周总理支持国家建设而没有留下姓名。原香港分行总经理郑铁如先生，一生为中国银行辛勤操劳，到退休时竟没有一所自己的房子。他们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在廉洁文化建设中具有以上率下、引领示范的作用，永远是中国银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奖优罚劣，及时兑现。

赏不逾时，罚不事后。这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的政治主张。意思是说奖赏不要过时，为的是使民众迅速得到做好事的利益；惩罚要就地执行，为的是使民众迅速看到做坏事的恶果。

当年中行管理者就十分重视奖惩措施的及时执行。如西安分行对勤俭节约的员工，行方给予物质鼓励。"查行役王一民于本月一日在乱纸堆中，拣出双面复写纸十五张。该役爱惜公物，殊可嘉奖。着即赏洋五元，以资鼓励。五月六日。"奖励的对象为"行役"，相当于现在的临时工。员工五月一日做了一件好事，五月六日就受到支行经理的奖励。既说明奖励非常及时，也说明下情能够迅速上达。而对违规违纪的员工，银行又及时查处。"据雍行函陈镐处助员李裕宽，在经办活存记账期间，冒支国币五万元，于十月六日晚尽室潜逃。……查李裕宽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冒支行款五万元之巨，实为有违行章。该款既经如数收回，应将该员予以开除处分，永不叙用。" 同年11月26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就发布了这份处罚决定。

雍兴公司总经理束士方在对职员的考核中很重视品德。他反对职员讨小老婆、嫖妓、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主张一夫一妻制，从公司到各厂矿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凡有违犯者，不论职位高低立即开除。对赌博和酗酒亦在严禁之列，初犯者不予晋级加薪，再犯者降级降薪，三犯者开除。

（四）通报违规违纪人员黑名单，惩处一人教育一片。

从1943年10月和1944年1月的两份撤职人员通知单，看到包括中国银行在内有多家银行员工被撤职。在"撤职原因"一栏中，分别有"行为不检"、"工作不力"、"擅离职守"、"既不请假，又不到行"、"挪用行款"、"请假过久"、"荒怠职务"、"考绩平庸"、"遗失库存"、"因案久羁囹圄"、"拖欠公款，擅离职守"、"滥用职权"等评语。由此可见当时对银行职员处罚之严厉程度，也反映出银行同业共同抵制违规违纪行为，培育廉洁文化的行业氛围。另外，银行同业公会规定，员工若被一家银行开除，其他银行也不得录用，让他们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这些反腐倡廉的制度安排，无疑加大了银行从业者的违纪成本。

（五）实行契约式管理，有效约束员工行为。

中国银行历来重视人才的选拔录用。当时被录用的员工必须经过十分严苛的考试，其中包括国文（包括作文、文言译白话、白话译文言）、英语（包括作文、汉译英、英译汉）、数学、珠算、经济常识等科。组织领导人员对应试人进行口试、体检、资格审查，还要与银行签署《服务志愿书》。如《中国银行警役服务志愿书》有这样的格式化内容：

"立志愿人 今在中国银行充当库役，愿遵守左列条款：一、遵守本行一切规则与命令；二、服务不满三年不得告退，如自愿告退，愿将自入行日起至告退日止之伙食费如数赔偿；三、倘因窃取公物或私拿他人之物违反刑法致被开除，愿立即向本行缴现金五百元作一时未能发觉之损失之赔偿金。以上各条自愿遵守，所具志愿书是实。"

另外，银行要求每位员工在当地寻找资产殷实的商号或有社会声望的人士做自己的保证人，由保证人向银行出具保证书。1942年2月，一位商号向中国银行西安分行出具了一份保证书，内容如下：

中国银行行员保证书

保证人 福茂祥号 今担保 张天佑 现在中国银行充任行员，将来如有违背行规及侵害本行行为或亏短本行款项等事，愿由 福茂祥号 完全担保及负立即赔偿之责任，并愿按照保证书所列规约办理，特具保证书是实。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二日

保证人（签名盖章）

当年银行方面对员工实施的保证人制度，会将一些找不上保证人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因而广受社会诟病。但是，在当年个人信用制度不完备的社会环境下，通过保证人制度对员工采用契约式管理，一方面加大了员工违纪的成本，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员工不敢轻易违纪；另一方面银行通过向保证人追索损失规避了员工道德风险，而且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弥补银行对员工道德品行监督管理的不足。

（六）努力营造学习氛围，提升员工综合素质。

西北地区交通不畅，经济文化落后，为使全体员工开阔视野，了解行务，声息相通，西安分行于1941年1月创办了《雍言》月刊，"专供本行及附业同仁阅读"。杂志32开本，每期百页上下。内容涉及银行实务、行内外时讯、行业调研、百科知识，内容丰富而精彩。西安分行还不惜巨额开支，为员工编印《读书选刊》。这份文选类刊物每年编印一集约50万字，分上中下三册，包括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文艺、史地、时论六大类，汇集各学科名篇佳作，旨在增进员工知识与修养。

信手选取《雍言》上刊登的两则行内简讯，不难感受到抗战时期中行员工的精气神。

"甘处（即甘州办事处）同人业余生活颇不寂寞。每日晨做球类或滑冰运动，星期二开业务研究谈话会，星期三、四由李云老讲经济学，星期五开演讲会，星期日作郊外旅行。近复商请骑兵分校政治部主任罗俊贤教授英文。娱乐进修，兼而有之。"

"陇支行同人自治会每周邀请在兰各界专家到行讲演。计十一月二日晚请兰州直接税局局长董永荫先生讲《直接税问题》，十二月四日晚请甘肃水泥公司经理张光宇先生讲《建设工厂之因素》，十二月九日晚请工业家刘鸿生先生讲《创办工厂之经验谈》，十二月十一日晚请甘省府委员赵龙文先生讲《平价问题》。"

（七）关心和改善员工生活，增强企业凝聚力

切实关爱员工，也是培育廉洁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为增加员工福利，西安分行成立了员工消费合作社，并且自办农场解决粮食蔬菜供应。"本行合作社三十二年度上期盈余约十余万元，除附股息外，每购货一元可分红利五分。"（1943年8月《雍言》）"元月十六日陇支行合作社召开社员大会……通过盈余分配案及本年度经营方针。"（1945年1月《雍言》）。"本行农场播种之秋粮，计收谷子一千二百斤、小豆三百斤……尚有白菜、油菜须半月后始能收获。"（西安分行《定期通讯》）

在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了好几份总行提高雍行员工待遇和津贴的公函。如"……物价激涨，为体念服务边远同人生活困难起见，拟将陇支行及贺鄯凉肃玉五处边远津贴参照原办法酌于改订。仍分甲乙两级：贺鄯凉肃玉五处为甲级，按各员全部待遇百分之十支给边远津贴；陇支行为乙级，按各员全部待遇百分之五支给边远津贴。"（"贺鄯凉肃玉"分别为宁夏、西宁、武威、酒泉、玉门的简称。）

与国内其他分行一样，抗战时期的西安分行不仅建有让社会羡慕的员工宿舍区——雍村，还提供校舍、招聘师资创办了雍村小学，解决员工子女上学问题。为做好员工的医疗保健，西安分行所属机构还出资聘请特约医师定期上门服务。中行还为品学兼优的员工子女发放教育奖金，以资鼓励。中行对录用的练习生免费提供食宿，已婚员工提供住房补贴，针对物价飞涨的情况，分行还为员工每月发放米贴，为员工供养的亲属发放生活补助。

这些措施对解除员工生活后顾之忧，增强企业凝聚力，培育廉洁文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中国银行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中行员工在引领和改变社会风尚方面的努力，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常务董事贝祖贻先生在就任中央银行总裁时给予了高度赞扬："本行历史悠久分枝遍布国内外，信用卓著声誉普及各阶层。是皆董事长、总经理暨诸同人戮力同心经之营之之成果，要非幸致。尤以抗战八年，本行同人均能意志坚毅、忠贞不拔，不仅中华民族立国精神之表现，实亦本行同人处身社会之楷模。"（《贝祖贻告别中国银行同人书》，1946年3月）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管理者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科学管理理念，多措并举、坚持不懈培育廉洁文化，从而提高了中国银行的社会美誉度，员工与客户的忠诚度，提升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作为一家民族金融企业，在与强大的外资银行的竞争中能够站稳脚跟，崭露头脚，成就百年基业，这与当年中国银行重视廉洁文化建设有密切关系。今天，笔者分析研究当年中国银行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功实践，就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为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