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三大流派的佛教造像艺术

藏传佛教的佛像造型极为丰富，有慈眉善目、面貌安详的显宗佛像；凶神恶煞、多首多臂的密宗佛像；妩媚动人的度母像；面目狰狞的佛母像；极美与极丑、极善与极恶的众神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多彩多姿、反差强烈的众佛神世界，这样的多神崇拜具有典型的印度风格。

阿育王，一个血雨腥风的召唤者；同时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修行者。这个孔雀王朝的“恶暴”之王，在同佛教高僧优波毯多次长谈后，终于在佛祖庄严而慈悲的塑像下顿悟，皈依佛门。于是，佛教迎来了继释迦牟尼之后的第二位重要人物。

在他的推崇下佛教开始在亚洲地区广为传播。南传佛教扎根于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地，被称为巴利语系。北传佛教分为两支，一支从印度抵达西域，在汉朝时传入中国、日本、朝鲜等地称为汉语系；另外一支则在西藏地区传播，称为藏语系。相同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三大流派，同时也造就了各具特色的佛像雕刻艺术……

藏语系佛像——苯教与外来元素的完美融合

佛教没有传入西藏以前，藏民族信奉原始的苯教。在公元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佛教从印、汉两地传入西藏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公元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500年间，佛教再次从印度传入，促成了藏传佛教的大繁荣。藏传佛教源于印度，但吸收了原始苯教一些神祗和仪式，在造像上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苯教神像的遗风在藏地佛像的脸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表情。

藏语系佛像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形象一旦形成便固定下来成为模板，几百年前的佛祖像或者观音像与当代的相差无几：释迦牟尼像左右必定有两位弟子护法，药师佛的左右一定会出现日月二神……制作佛像和唐卡的工匠在正式“上岗”之前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不仅要掌握纯熟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将各种佛的造型和规制烂熟于心，在制作过程中不能有丝毫差池，也不允许任意发挥。这一切都源于藏族同胞对佛的虔诚和敬畏，在他们心目中更改佛的形象便是对佛祖的不敬，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藏传佛教的佛像造型极为丰富，有慈眉善目、面貌安详的显宗佛像；凶神恶煞、多首多臂的密宗佛像；妩媚动人的度母像；面目狰狞的佛母像；极美与极丑、极善与极恶的众神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多彩多姿、反差强烈的众佛神世界，这样的多神崇拜具有典型的印度风格。其中祖师系、佛系(一般密宗的佛像在前；显宗的佛像在后)、菩萨系、佛母系、罗汉系、护法神系、财宝天王系构成了藏传佛教佛像的重要分类。在藏传佛教佛像之中，祖师的地位较为尊贵；男女双身像是藏传佛教中特有的内容。

将佛像分为藏东（昌都、四川藏区、甘肃、青海）和藏西（以阿里为代表）两个部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藏地造像艺术的特点和演变。

藏西的佛像，受克什米尔的影响较大，也有东印度造像特征在佛像上显现。在古格王朝时期，有大量东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高僧来此传教，不同地域的造像风格也被融进藏西铸像艺术中。藏西佛像一般在精细的璎珞、臂钏、手镯或坐垫外镶红铜或者镶银，而镶绿松石、宝石的不多见。从整体来看，大多数是细腰、眉长耳阔，佛的眼睛镶银、佛的胸部呈三角形，一般耳环是空的，佛的臂钏非常饱满，但是胎质较薄。

藏东与中原地区关系更为密切，在造像的特征上受汉传佛教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这里的佛像既有汉式特征，又有藏式特征。此处菩萨的造型大多数是宽额阔脸，颧骨部比较高，鼻翼宽而肥，佛像的胸部比较宽厚，显得雄壮有力，而菩萨像的胸部多采用汉式衣纹手法。

汉语系佛像——外来艺术的彻底汉化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日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与藏语系佛像的千佛一面不同，汉语系佛像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不同朝代具有鲜明的特征，造像风格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从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开始，佛教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最后在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后走向衰落。这一切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接受这种外来宗教到改造、消化并最终摆脱它的过程。中国人固守着自己的理性主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片土地上，不会产生印度教中梵天、湿婆那样极端恐怖神秘的神灵，而塑造出与现实生活相贴近的神佛造像的原因。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佛像雕塑脸上那种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正是当时门阀贵族的审美体现。“秀骨清相，似觉生动，若对神明”便是那个时代佛像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在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中，尚存部分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让我们仍然可以直观地看到 “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这种飘渺形容背后的真实形态。

伴随着隋唐王朝的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渐渐形成了与战火连绵的南北朝截然不同的美的典型。佛像雕塑的秀骨清像、婉雅俊逸明显消退，隋塑的方面大耳、质朴拙重等过渡特征，到了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与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神情不同，唐塑拥有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高不可攀的神明变得关怀现世、可与请求。从雕刻技法上来说，出现了所谓“薄衣贴体”的表现方式。佛衣被刻划得极其轻薄，仿佛能触摸到肌肤和肉体，犹如湿水贴身一般。在造型上以丰满为美，很多出土的佛像甚至有肥硕之感，更突显了这个时代佛像雕塑的现实感。这与唐代盛行的“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顿悟成佛”到“呵佛骂祖”、从“人皆有佛性”到“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从“从凡入圣”到“从圣入凡”，禅宗的哲学在于“声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现实生活的美学在宗教艺术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

就在佛像艺术和绚烂的世俗生活紧密地结合之时，宋明理学的登场，终结了佛像雕塑艺术这场华丽的冒险，转而用刻板和规范化将其代替。纵观宋代之后的佛像作品，便能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的空洞与无神。即使是体积极大，但精神全无。壁画和雕塑与前代相比毫无生气，概念化明显。北魏图案的活泼和跳跃、唐代图案的自由和舒展再也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有一派清凉和呆滞。这让人想起宋代的理学，既没有迷狂的宗教激情，又失去了纯粹的名理思辨，重视的只是学问议论和伦常规范。唯一可说的大概在于此时雕刻技法的纯熟和洗练，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形象，雍容大度，装束华贵，一些金质佛像头戴花冠，中镶宝石并刻有繁复的蔓草图案，美丽高贵姿态自然，这都是宋代佛像的标准形象。

哲学和艺术与壁画和雕塑相伴相随，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哲学里，当现实照进理想，宗教和虔诚就这样从艺术的领域里渐渐隐去，剩下深入骨髓的理性和对现实生活的写照。

巴利语系佛像——更重视肢体语言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已在东南亚开始流行。翻开史料，我们在《太平御览》中找到了线索：“扶南西七干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事佛。”而《水经注》中也有记载：“扶南举国事佛”，这里的“扶南”就是柬埔寨的古称。公元2至6世纪，东南亚佛教已很盛行，与更早时期传入的婆罗门教相互融合，独具特色。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的佛像也融合了两者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巴利语系佛像艺术。

南传的是小乘佛教， 固守释迦牟尼的本意，认为神和人的区别只在于生命长短，而最终的归宿都是轮回，人的解脱在于自我修炼达到涅盘，由此逃脱轮回解脱痛苦。因此巴利语系佛像拥有了一个显著的特点：身材相当苗条。这不仅代表了当时贵族们对苦修状态的理解，更是他们心目中修行得道后佛的形象。

南传佛教最初恪守佛祖“不允许建立佛像”的戒律，不崇拜佛像雕塑，而是用脚印、法轮等象征物来表示佛陀。不过这样的规定在后来的佛教推广中成为了障碍，信徒们发现不借助佛像的力量，很难发展到信徒，于是在近代受大乘佛教的影响，他们也开始修造佛像。不过他们仍然很注重佛像的手印，用各种姿势的手印来表达了丰富的含义。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越南、泰国、柬埔寨的过程中，手印成为一个固定的表达方式，可以穿越时空也可以跨越不同的国度和文化，成为信徒们心中一股神秘的力量。行走在巴利语系的佛像丛林中，如果不懂得手印的意义，就失去了和神交流的语言。

斯里兰卡丹布拉金庙第二窟佛像。丹布拉金庙由一块巨大岩石雕刻而成，公元前89年，瓦拉加姆巴国王建造并装饰了这座寺庙。里面的洞穴顶部和墙壁都有根据岩石轮廓创作的宗教绘画。卡丹布拉金庙有150尊根据佛教次序排列的佛像、许多斯里兰卡的历史人物雕像和印度神像。一尊由这块岩石雕刻而成的14米高佛像耸立于第一个洞穴内。

嘎玛嘎赤画风的文殊菩萨·三怙主唐卡：